2025 年 8 月，一笔 32.83 万元的执行案款将黄子韬及其控股的北京龙韬娱乐文化有限公司推上风口浪尖。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该公司发出限制消费令，起因是其未履行与北京史努比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服务合同纠纷判决。这一标的额仅占黄子韬 200 亿资产帝国极小比例的债务纠纷，却因明星效应与企业治理问题的交织，成为公众审视明星商业版图的典型样本。​​

         这场纠纷的核心主体北京龙韬娱乐文化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注册资本 450 万人民币，主营业务涵盖演出经纪、影视制作等领域。股权穿透显示，黄子韬通过海南永恒星龙文化发展集团间接持股约 67%，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案件源于与北京史努比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服务合同纠纷，法院判决生效后，龙韬娱乐未按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遂于 2025 年 8 月初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时间线显示，7 月 31 日黄子韬刚卸任龙韬娱乐执行董事及财务负责人职务，新增刘一诺担任董事，这一职务变动与限消令的时间巧合引发广泛猜测。对此，法律界人士指出，案件立案时间早于职务变更，两者在法律层面无直接关联，且被执行人身份不等于失信被执行人，暂未影响黄子韬个人征信或演艺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该公司已因此案被冻结 34.08 万元股权，涉及关联企业北京龙韬影业有限公司，显示纠纷已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龙韬娱乐作为被执行单位，其法定代表人康荟、主要负责人及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将受到消费限制。具体包括不得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不得在星级酒店消费、购买不动产等非经营必需行为。这意味着尽管黄子韬已卸任执行董事，但作为实际控制人，若被认定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其个人消费也可能受到间接限制。​

         此次事件暴露出明星控股企业的典型治理问题。龙韬娱乐并非首次陷入管理风波，2024 年该公司前 CEO 曾因失职被立案调查，此次管理层变动被推测为引入专业团队推动规范化经营的举措。然而黄子韬同时掌控着 15 家关联企业，经营范围横跨科技、日化、音乐等多个领域，其中海南谦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因 “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反映出扩张速度与管理能力的失衡。​

         公众讨论聚焦于三个层面：一是职务变动与债务执行的时间关联是否构成 “风险切割”；二是明星作为实际控制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边界；三是小额债务纠纷为何频发于明星企业。财经评论员指出，明星企业往往依赖 IP 流量快速扩张，但对合同管理等基础法务工作重视不足，”32 万案款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明星资本运作中的治理黑洞”。粉丝群体则多将其视为正常商业流程，认为标的金额微小，不影响对黄子韬演艺事业的支持。​​​